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城市群战略发挥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本篇结合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对中国规划建设的19个城市群进行排名,并对六大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逐次分析。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是国家重要的区域增长极,以12%的土地、聚集45.7%的人口、创造56.5%的GDP。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世界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2023年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潜力指数遥遥领先,其次是京津冀、长江中游、山东半岛城市群,之后是成渝、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等。其中,山东半岛超越成渝城市群,位列第五,主要是由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效果显现,“四新”经济发展壮大,带动经济提质增速。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增量、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2.7%、51%和49%。
1)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实力最强,崛起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是面积最大、经济活力最高、创新能力最强、人口增量最多的区域,2022年已有八城跻身中国GDP“万亿俱乐部”。
2)珠三角城市群:创新创业高地,携手港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受惠于改革开放巨大红利,毗邻港澳“拼船出海”,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2022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3.4万元、居五大城市群之首。
3)京津冀城市群:以首都为核心,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近年不断强化顶层设计,区域协同发展进入“快车道”,把握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发展战略,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4)长江中游城市群:依托黄金水道,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撑带。长中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要力量,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5)山东半岛城市群:新旧动能转换,推动构建沿海超级城市群连绵带。山东半岛城市群于2017年定型,“双核”经济总量占比超过30%,多圈经济有助于降低联动成本,近年新旧动能转换效果显现,2022年“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超30%。
6)成渝城市群: 内陆开放高地,培育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渝城市群起步最晚但发展劲头最足,近三年经济年均增速7%、为五大城市群最高,唱好成渝合作“双城记”,消费带动供给升级,逐渐推进成渝一体化发展。
2006年“城市群”第一次出现在,2013年以来中央要求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2007年报告指出,以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2014年之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长、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19个城市群加快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城市群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以12%的土地、聚集45.7%的人口、创造56.5%的GDP,是国家重要的区域增长极。“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发展壮大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等城市群;培育发展哈长、辽中南等城市群。根据泽平宏观2023年10月报告《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23》,发展潜力百强城市中有93个位于19大城市群,有46个位于五大城市群。其中,五大城市群土地面积合计约11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8%,GDP合计68.4万亿,约占全国的56.5%,常住人口合计6.5亿人,约占全国的45.7%。
城市群发展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根据对北美城市的深入考察发表代表论文《城市群:东北海岸的城市化》,首次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城市群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讨,将城市群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雏形发育期、快速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
1)在雏形发育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不足,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分工体系和区域基础设施仍不完善。
2)在快速发育阶段,中心城市部分产业和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小城市扩散,都市圈逐渐形成,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分工体系开始形成,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
3)在趋于成熟阶段,都市圈建设逐渐成熟,分工体系较为合理,区域基础设施趋于完善。
4)在成熟发展阶段,多个都市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合理分工协作形成城市群。
整体来看,回顾近300年现代化的历史,全球经历了三次城市化浪潮:第一次是核心大城市的兴起,随着工业化的进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新兴城市,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第二次是都市圈的形成,一些产业因城市转型、成本等各种因素转移到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第三次是城市群的形成,主要特点是通过各级城市之间的交通和物流联系,形成庞大的立体城市群网络,区域总体实力、国际竞争力全面提高。
在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世界五大城市群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竞争力,通过发展规划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的分工协作等逐渐崛起成为各国提升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平台。
1)发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是高端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门户。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校和40%的大学生,拥有全日本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以及全日本PCT专利产出的50%和世界PCT专利产出的10%;纽约集聚了美国1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10%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伦敦集聚了英国1/3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每年高校毕业生占全国的40%。
2)世界级城市群非常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统筹规划。1922年,纽约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编制了三份地区发展规划,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保障;1937年,为了解决伦敦人口过度集聚问题,英国政府成立“巴罗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编制首轮大伦敦规划,奠定了伦敦城市群的空间格局。
3)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能够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联系,世界级城市群具备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完善的城际基础设施、发达的航运功能,并逐渐向腹地延伸。东京和伦敦从交通发展方面提供了最优质的基础保障,两个城市群的轨道交通建设和运维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东京和伦敦都拥有出海港口,特别是在航空运输方面,东京拥有旅客吞吐量居日本第一二位的羽田、成田两个国际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1亿;伦敦拥有世界第三的希斯罗国际机场和英国第二大的盖特威克机场及其他3个机场,年吞吐量超过1.6亿。
4)产业分工协作使各城市能够在城市群发展中找准特色定位,实现优势互补。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纽约作为金融和商贸中心,华盛顿作为政治中心,波士顿成为了与“硅谷”齐名的高科技聚集地,巴尔的摩国防工业和卫生服务业发达。
在《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2023》报告中,我们从“需求+供给”两个层面分21个指标研究了中国30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潜力。城市群是高度一体化和同城化的城市集群,我们继续从“需求+供给”两个层面分21个指标研究2023年中国19个城市群发展潜力。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潜力指数遥遥领先,其次是京津冀、长江中游、山东半岛城市群,之后是成渝、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等。其中,2023年发展潜力TOP5城市群中,山东半岛超越成渝城市群,位列第五,主要是由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效果显现,“四新”(包括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经济发展壮大,带动经济提质增速。
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增量、经济规模居前,产业创新实力领先,GDP、A+H股上市公司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分别占全国的32.7%、51%和49%。从经济规模看,2022年长三角城市群GDP超29万亿元、一骑绝尘,长江中游、珠三角、京津冀、中原、山东半岛城市群紧随其后,GDP在9-11万亿元之间,其中五大城市群GDP合计68.4万亿元,占全国的56.5%,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GDP合计39.6万亿,占全国的32.7%。从人口看,珠三角、长三角近五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领跑全国,分别年均增长335.8万、267.3万人,而哈长、京津冀等5个城市群的人口则负增长。从产业创新看,长三角、珠三角依旧占据绝对领先地位,A+H股上市公司数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居全国前两名,合计分别占全国的51.4%、48.9%,五大城市群合计分别占全国的76.8%和77.4%。
长三角一体化概念于1982年提出,时间早、定位高,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最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设想正式提出,最初范围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和杭州,之后不断扩容。200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和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6年国常会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培育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极。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提出发挥上海龙头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依托交通运输网络推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实力最强、面积最大、经济活力最高、创新能力最强、人口增量最多,2022年已有八城跻身中国GDP“万亿俱乐部”,将以核心城市为支点加快建设南京、杭州等五大都市圈,以都市圈同城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7%;2022年经济总量29万亿元,占全国的24.1%,与印度相当;常住人口2.4亿人,占全国的16.8%;A+H股上市公司数量超1800家。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合肥、南京、南通、无锡等8城GDP超万亿,而2022年末全国GDP超万亿城市仅有24个。整体来看,长三角综合实力突出,在中国19个城市群中是唯一进入成为世界前六大城市群的超大型城市群。
城市层级方面,长三角呈现出“一主四幅多点”的格局,是中国城市层级结构最为合理的城市群,体现了“龙头城市-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这一层次合理、结构清晰的城市体系。其中,2022年上海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GDP约4.5万亿,属于城市群的核心;杭州、南京、合肥、苏州城区人口超过500万,GDP超过1.5万亿,是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
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优势集群正在加速形成,各城市发挥产业优势,深入创新驱动战略、推进科技水平提升,并打造优势产业链。2022年11月,工信部公布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长三角占据18席。作为区域内的四大新兴产业,长三角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全国已形成产业优势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也在不断提升。2022年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超60%,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均占全国约1/3、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四成以上。无锡的雪浪小镇、杭州的云栖小镇、上海的海纳小镇,正联合打造长三角算力集群。2022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长三角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长三角区域资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行政壁垒逐步消除,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具体来看,上海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科技人才集聚。苏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优势,深化与上海的对接。制造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是苏州经济的优势。杭州是我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2022年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达61%,同时数字产业发达,202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27.1%。南京作为老牌工业基地,以汽车、钢铁、电子、石化为支柱,致力于打造“芯片之城”。其余城市支柱产业集中于电子信息、汽车、石油化工等。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主要难点在于“产业同构”,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同城化发展,构建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由于发展条件、基础的相似,造成了趋同的产业结构。长期以来,三省一市都试图打造世界制造业基地,并且提出了相应目标和构想,如南京和宁波在产业定位中都有“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表述;上海洋山港与宁波北仑港也存在“港口地位之争”。重点发展产业方面,各地经济发展目标区别不大,对于发展国家支持产业的意愿较强,比如光伏、锂电等新能源产业,其中江苏光伏项目装机容量居华东首位,浙江嘉兴是光伏重镇,安徽滁州提出打造“世界光伏之都”,江苏盐城也在推进,整体看长三角受新能源行业带动明显,但与此同时区域内竞争问题显现,区域协同应加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引导产业合理布局,中心区重点布局总部经济、研发设计、高端制造、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加快推动一般制造业转移,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顶层规划对长三角的各城市间产业分工和发展做了明确定位,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创新协同平台等方式,自上而下地打通区域行政壁垒、缓解过度竞争和产业同构,推动要素流动和区域一体化发展。
珠三角城市群受惠于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群内城市快速崛起,毗邻港澳“拼船出海”,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新中国成立时,国家开放水平不高,深圳、珠海被列为边防禁区,发展受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珠三角变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乘对外开放之风,迅速发展,五大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省。从战略规划看,珠三角城市群能级的持续提升,依靠区位优势,与港澳地区“拼船出海”。2008年,国务院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珠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至国家层面。2015年广东省政府编制《珠江三角洲全域规划(2014-2020)》,确立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定位和发展目标。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提出“9+2”格局,真正把珠三角与港澳紧紧联系在一起。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化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明确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定位。
2022年,珠三角城市群人均GDP达13.4万元、居五大城市群之首,拥有广东省61.9%人口,创造全省81.1%的GDP,是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珠三角城市群包括广东省的9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独拥广州、深圳两座一线年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收获城镇化发展新契机,借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格局的政策东风,吸引了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2022年珠三角经济总量超10万亿元,占广东省的81.1%、占全国的8.6%;常住人口约7800万人,占广东省的61.9%、占全国的5.5%,近5年人口年均增量超300万,为城市群最高;15-59岁人口占比约75%,为城市群最高。作为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城市群吸引了大量年轻劳动力,区域创新能力位列城市群前列,2022年A+H股上市公司971家,为城市群第二、仅低于长三角地区,发明专利授权量约占全国23%、仅低于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归功于上世纪珠三角“三来一补”产业奠定的基础,也依赖于“腾笼换鸟”带来的经济活水,依托“双向飞地”的创新模式,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接受香港和国际加工制造业转移的阶段和内需导向的本地化产业成长阶段,目前正在加速构建自主创新的现代产业体系。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体,形成了著名的高端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带;在珠江西岸,以佛山、中山、珠海为主体,形成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在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大机遇中,珠三角将形成“两主两副三级”,以广州、深圳都市圈为引领、多组团式的发展格局。其中,广佛同城化加快产业协同,“广州大脑”+“佛山制造”格局成型,通过共建科创产业示范区、打造创新走廊促进要素流动。深圳近十年的产业外溢甚至拉动了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升级,以华为为首的电子信息上下游产业链,包括蓝思科技、大疆、欧菲光灯等纷纷从深圳向东莞延伸。此外,欠发达地区探索“反向飞地”模式,主动推动本地企业实现创新升级,比如2023年2月,全省首创“反向飞地”园区——河源龙川(宝安)科技创新中心,让龙川企业“走出去”,培育发展新路径。
珠三角将站在更高的战略地位上,携手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当今世界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推动全球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变革,在人工智能、生物等领域高端创新要素争夺更激烈。珠三角将在更大范围上推进区域一体化合作,携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明显、经济体量较大,但在人均水平上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经济总量看,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13万亿,超过长三角城市群,为世界四大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粤港澳大湾区)最高。从常住人口看,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常住人口超过8600万人。从人均GDP看,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约15.2万元。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创新指数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东京-横滨。
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受制于各地“GDP锦标赛”利益角逐,一体化进程缓慢,直到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快车道”。1982年,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展“京津唐地区国土总规划研究”,这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开端。此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区域内城市快速发展,但由于受到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和GDP考核的局限,各地出现了盲目竞争的现象,对资源、项目、市场过度竞争,区域一体化推进缓慢。2004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正式启动,但是由于三地利益分配难以达成共识,编制任务进程缓慢,区划范围版本较多、仍存在争议,一体化进程虽然在战略层面有所推进,但是实际发展较慢。2014年习在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座谈会上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此后,《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等陆续出台,区域内各地产业分工逐渐细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目前京津冀呈现“两超一大”格局,致力于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共计13市。土地面积约2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2%;2022年经济总量近10万亿元,占全国的8.3%;常住人口约1.1亿人,占全国的7.6%;A+H股上市公司数量838家,占全国的15.2%。从城市层级看,京津冀呈现出“两超一大”的格局。根据住建部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22》,京津冀城市群共有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2个(北京、天津)、300-500万的I型大城市1个(石家庄)、100-300万的II型大城市5个(邯郸、唐山、保定、秦皇岛、张家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5个(邢台、沧州、廊坊、衡水、承德)。京津冀同为京畿重地,濒临渤海,背靠太岳,携揽“三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培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生极。京津冀区域将实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中指出,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津唐沧秦重点发展滨海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保石邢邯重点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衡水主导承担农副产品和轻工业用品供给功能;张承重点发展绿色生态、农副产品加工和生物医药。
近年来,北京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一核”,为实现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亦初步得到缓解,其首都核心功能明显优化。2022年北京轨道交通里程达到1172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大气质量显著改善,2022年PM2.5年均浓度30微克/立方米,创新低、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天津拥有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制造业基础雄厚,与北京形成“双城”联动,发展势头良好。河北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目前已承接项目超400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
京津冀一体化效果初现,但是区域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仍存。经过2014-2022年八年的时间,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在政策规划的引导、推动下不断改善。京津冀城市群已初步形成“一核双城三轴”的空间架构,但石家庄、唐山、邯郸等次中心与沧州、衡水等节点城市与中部核心区的联动能力仍较弱。高能级城镇带动低能级城镇发展的效果不明显。从城市层级看,相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均为中等以上城市的结构,京津冀城市群在大、中、小型城市的构成上有待进一步优化,城市规模普遍较小,I型及以上大城市数量较少。同时要素流动、产业扩散需进一步合理化,现阶段高级生产要素持续向京津冀的中心城市集聚,边缘城市在城市间的竞合关系中所处的劣势地位需继续改善。
长江中游城市群前身是武汉经济合作区,2010年左右城市群概念引入,以武汉为中心,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点区域。1987年武汉经济合作区成立,包含豫鄂湘赣四省31个城市,中部经济互联互通网络开始建立。2010年左右,都市圈城市群概念出现,武汉、长株潭等都市圈相继诞生,构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区。2012年武汉、长沙、南昌正式签订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合同,支持区域一体化发展。此后,《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相继出台,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巩固“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点区域。2018年11月,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以武汉为中心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是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要力量,土地面积合计31.7万平方公里,2022年经济总量超10万亿,位列城市群第二、仅低于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三核”,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南昌都市圈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湖北省的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襄阳、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常德、衡阳、娄底,江西省的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新余、宜春、萍乡、上饶及抚州、吉安的部分县(区)。土地面积合计3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3%;2022年常住人口约1.2亿人,占全国的8.5%;经济总量约10.1万亿元,占全国的8.9%,位列城市群第二、仅低于长三角。其中武汉、长沙均已迈入“万亿俱乐部”。
“三核三圈三带多节点”的空间格局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具备一体化合作的基础,将依托“三走廊”建设打造以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为基础,以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产业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极。长江中游城市群区位特点明显,处于产业从东向西的中间地带,既要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又要承担中西部产业升级的带头角色。从产业结构看,长江中游三省均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较大,且工业结构偏向冶金、机械、煤炭等重型工业,第三产业比重较低、约50%,占比明显低于其他四大城市群。依托“三核三圈三带多节点”的空间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具备合作的基础。具体看,武汉、长沙、南昌“三核”已形成“1.5小时城际高铁交通圈”,城市往来更加密切,如长沙三一重工携手武汉高校在码头装备、液压技术等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三圈”依靠核心城市辐射周边,实现经济产业规模化发展。“三带多节点”积极探索合作模式,以湖南岳阳、江西九江、湖北咸宁为例,三市一江相连,早在2012年就签订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旅游业合作协议》。未来,长中城市群将充分发挥人才、科教及产业优势,以“三走廊”合作对接为纽带,推进湖北省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湖南省湘江西岸科技创新走廊、江西省赣江两岸科创大走廊在“光芯屏端网”、大健康、生物医药等产业方面的合作。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协调机制初步建立,但是由于各省发展战略不一、行政和地理区隔和体制机制障碍等,一体化有待提升。第一,各省份之间发展思路和战略的方向与目标不同。湖北努力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湖南积极靠拢珠三角,江西则提出主动对接长三角。第二,行政和地理区隔阻碍了各省、各城市群内部的交流。长江中游城市群跨越三省,区域之间山地阻隔、沟通不畅,彼此协调难度较大。第三,专项机制不统一。虽然长江中游三省已经成立了“三省办”,但针对城市群发展事项的专项机制尚未做到常态化和制度化,落实重大决策、推进重大项目的功能尚需完善。
山东半岛城市群概念始于2002年、成型于2003年、定型于2017年,致力于打造“三中心三高地”,建设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从规划范围看,山东半岛城市群从2007年的8市,扩大到2014年的13市,再到2017年的山东省全域。2003年开始,山东省启动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2006年底《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2006-2020年)》由省政府批准实施,规划范围包括济南、青岛、威海等8个地市。2014年,山东政府颁布《山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将城市群范围扩容至13个地市。2017年,山东省颁布《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将城市群范围扩展至全省。从区域定位看,《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规划(2021-2035年)》提出,打造国际先进制造中心、打造全球海洋经济中心、打造优质高效农业中心,打造现代服务经济高地、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未来产业策源高地。
“双核”联动带动城市群发展,2022年青岛、济南以19.4%的常住人口,带动了30.8%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山东半岛城市群包括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等山东省全域16市,土地面积约15.6万平方公里。2022年经济总量8.8万亿,占全国的7.2%,超过成渝城市群;近三年GDP年均增速7.5%,超过长三角、珠三角等“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优化提升五大城市群;常住人口约1亿人,近五年人口年均增量超30万人。2022年有青岛、济南两城GDP超万亿,分别为1.49万亿、1.2万亿元,合计占城市群的30.8%;青岛、济南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034.2万、941.5万人,合计占城市群的19.4%。区位方面,山东半岛北临京津冀、南接长三角,地处东部沿海和环渤海南部区域,距离东北亚较近,联通“一带一路”,是参与国际区域合作的前沿阵地。
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优势明显、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四新”经济发展亮眼,依托青岛、济南两大核心城市,打造三大“黄金廊带”,构建“一群两心三圈”发展格局。山东自古以来农业、手工业发达,从粮食供应关中到纺织品出口西域。建国前,依托煤铁石油等资源禀赋奠定了重工业强省地位,1952-1978年,第二产业占比从16.6%增至52.9%。2018年开始,区域内重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发展新经济、新产业,2022年山东半岛一二三产业结构为7.2:40:52.8,“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32.9%。其中,青岛作为山东经济第一大市,依托海洋经济建设区域强核;济南正从“大明湖时代”向“黄河时代”发展,积极进行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建设绿色数据中心、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等。山东半岛城市群推进济南、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其中,济南辐射带动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6市,打造全国数字经济高地、世界级产业基地;青岛辐射带动烟台、威海、潍坊、日照4市,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创新中心;鲁南经济圈包括临沂、枣庄、济宁、菏泽4市,聚焦转型提质。此外,山东半岛城市群依托济青科创制造廊带、沿黄生态带、鲁南通道打造三大“黄金廊带”,包括世界级先进制造集聚带、中华文化标识集聚带、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和能源基地。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方面,山东半岛城市群在更大范围上与京津冀、长三角联动,促进沿海城市群优化布局,推动构建沿海超级城市群连绵带。
山东半岛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各城市交通互联互通逐渐完善,从“各自分散”向“同频共振”格局发展,多圈发展助力产业协同提效。科技创新方面,近年山东半岛城市群科创能力不断提升,2012-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从2569家增至超过2万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从29.1%增至48%。2022年12月,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自主创新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到2025年,建成黄河流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引领区、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交通方面,山东半岛城市群内交通体系建设完善,先后建成济青、青盐山东段、日兰山东段、潍莱、济莱、黄东联络线等一批高速、城际铁路,加快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截至2022年,山东半岛建成轨道交通运营线公里,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优化提升”的五大城市群有较大差距,但是在其余13个城市群中居首位。产业发展方面,一方面由于山东海岸线较长,作为“主核”的青岛难以辐射内陆地区,另一方面,泰山居中,阻隔了济南向东、南的辐射效应,区域内产业联动发展受限、联动成本增加,因此发展多圈经济格局有利于降低协同成本。
成渝城市群起步最晚,但“双城联动”发展劲头最足,联手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成渝经济区的概念始于2003年,出现在中科院发布的《中国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2007年4月,四川省、重庆市政府签署《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确定了“成渝经济区”的地理范围。2016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获中央批复的第四个城市群。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再上新台阶。2022年8月《成渝地区联手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方案》印发,提出合力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共同做强中欧班列(成渝)品牌、优化畅通东向开放通道、打造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等,构建高效能开放大通道。
成渝城市群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战略地位突出,极具发展潜力,近三年GDP年均增速7%,为五大城市群最高,是我国经济重要增长极、西部经济高地。成渝城市群主要包括:重庆27个区(县)和2个区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共计16市。土地面积合计1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9%;2022年经济总量约8万亿元,占全国的6.6%、占西部地区30%,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的差距还较遥远;近三年GDP年均增速7%,为五大城市群最高;常住人口约1.03亿人,占全国的7.3%;近五年常住人口年均增量约67万人,仅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区位方面,重庆和成都是中国西部国家级特大中心城市,区位优势突出,战略地位重要,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是西部大开发大开放的战略支点,具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
成渝城市群推动电子信息、汽车等优势传统产业一体化,突出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并借助“巴蜀”文化特点,建设优质消费产业集群,形成城市群消费发展合力。目前,电子信息产业是成渝地区产业基础最好、经济增长贡献最多的支柱产业,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50%的笔电、10%的智能手机为“成渝制造”,未来有望共建世界级先进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此外,成渝地区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不断加深,合力推进汽车产业新能源化和智能网联化,已有230家成都汽车零部件企业参与重庆整车配套。成渝城市群拥有得天独厚的“巴蜀”特色文化底蕴,2022年8月《建设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实施方案》印发,加强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构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品牌体系,促进旅游消费升级,打造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文旅胜地是未来方向。如“经典川菜、重庆火锅等餐饮产品品牌化;布局建设自驾游营地和野外露营地,发展乡村民宿,推出徒步、自驾等品质化旅游产品;丰富夜市、夜秀、夜展等夜间经济产品,建设一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未来,成渝城市群以智能网联和新能源为主攻方向,建设高水平汽车产业研发生产制造基地;整合白酒主产区优质资源,培育特色消费品产业;前瞻布局核能、航空航天、智能终端先导产业,打造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
成渝城市群内部缺少重要节点城市,经济人口分布不平衡,双核独大,辐射带动能力尚未显现。从经济规模看,除了成都和重庆生产总值达到万亿级以外,成渝间仅2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双核独大”但“中部塌陷”问题仍存。2022年除成都、重庆(主城区)外,仅有绵阳、宜宾的GDP突破3000亿元,众多城市GDP规模在1000亿-3000亿元之间,城市群经济发展呈现哑铃式结构。中等规模城市的缺乏,不仅弱化了成都、重庆两座超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其经济“虹吸”效应也使得城市群中的其他城市发展动力不足。未来,成渝城市群应该坚持提升“双核”发展能级、增强“双核”带动作用,构建轴带串联、多点支撑的网络化空间发展格局,坚持“川渝一盘棋”,两地相向发展、形成合力,填补产业“凹陷”、推动成渝地区“中部崛起”。